从第一次听甲申同文在我们学校的讲座到参加集训，期间不到一年，但却让我从一个茫然的心态走向明朗、清晰的末来甲申。
在甲申的那些日子，印象深刻的几位老师：
甲申同文Hazel老师，在人生彩纸上画上了最深刻的一笔。
  因为她给我的鼓励，口头传授亦或邮件，都让我感觉得她对我的认真。她的课堂上，你第一天得把面子、自尊踩在脚下，然后以一种婴儿学习的心态进入他的课堂，课如其人，幽默，清晰，又不失严谨和踏实，也许很多人会认为她很强势，严肃，其实啊，她真的很可爱的。她到哪，都可以把学生的积极性，人性深渊底下的真实、朴素给调出来，然后也可以知道一种特别的学习和思维方式。
  任何个性的人，在她的课程都会绽放出各自的光辉。
甲申同文Mr Wei，风趣幽默，我们学习中所存在的问题总能及时的找出来指正。这位特聘CATTI认证指导讲师，给我们聊到了如何将英语和专业结合起来，那就是在口译的专业方向突破，而且我们本身就不是英语专业的，比纯粹英语专业的学生有一定的专业优势。
  也谈到了口译让梦想照进现实，这里面有一些他自身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历程。在谈到口译的回报的时候，我可能更感兴趣的是good people to meet ,这一点对于没有任何阅历的年轻人来说是成长起来的非常可贵的榜样力量。
甲申同文Jack Peng，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是一个高尚、幽默的老师。
  同传课，刚开始会有一种敬畏之感，但Jack就是一个来树立我们信心的老师，一个来让我们看到自己潜力一面的老师。在Jack的课堂上，谈话中，你看不到年龄距离，代沟的存在。他会让我们减少对老师的依赖感，他会让我们问问自己，一步一步地将自己暴露在自己面前。
  他不会说你的答案对亦或错，只会很好地尊重我们在当下的那一刻，迸发出来的思想。将同传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展现在我们眼前。Jack会毫不掩饰自己的故事，会用他的故事来感化我们，激活我们的潜力，为我们指点迷津。Jack Peng，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了。
在甲申的日子，太多的感动发生在这个寒假。
  太多的感悟（人生亦或学习）启发大脑；太多的学友相聚感动心灵；太多的真实考验幻想。

《甲申300年祭》——作者郭沫若，哪里有原文啊？

  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
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
  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
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
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
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
可无不可的事情。
  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
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
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
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
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
  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
味的事。
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
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
面也说："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①恒多甲申；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 不用
说也就是" 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
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
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 当机独断" ，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
辉的时期。
  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
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
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
  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
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 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
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 （《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
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
  
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
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
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
  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
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
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
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
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
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
  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
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
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
  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
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
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
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
  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
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 （见《明季北略》卷五）
这的确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很扼要地说明了明末的所谓" 流寇" 的起源，
同隶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先后起来了的。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
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
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
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 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
  这一句话已经
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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